但问题是先贤掸确为匈奴职官中的“日逐王”第一人吗？如果说“日逐王”封号设立于公元前92年，那么在此前的史料中是否有关于“日逐王”的线索呢？首先有必要检索记载匈奴的主要史料《史记》。司马迁所述历史“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即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而《史记》最终完成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中只有一处提到“日逐王”——郑吉因迎日逐王降汉有功被封侯事。郑吉封侯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此时早已不是司马迁的记载范围，是后人褚先生的补充内容。并且，此处提到的日逐王还是先贤掸。除此事外，《史记》中再不见其他日逐王。如此看来，先贤掸之前匈奴没有“日逐王”封号的可能性很大。
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从先贤掸开始才有日逐王封号”的依据是否可靠。首先，汉族史家对匈奴民族的记载偏重于与汉朝有关系的内容，对于匈奴来说，此记载不是全面、系统和完整的。即使比较完整，以史书出现的时间确认一官职的设置时间，即行文先后作为系年根据，仍需特别谨慎。例如，南匈奴附汉后，出现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的“六角”王，不能说是南匈奴才设置，因为其中所包括的一些王在匈奴分裂前都已经明确存在。基于以上考虑，日逐王及其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在此只能做假设性地回答。
二、僮仆都尉停罢前的西域北道诸国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日逐王附汉，僮仆都尉即罢。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僮仆都尉”一职至少存在约30年时间。日逐王降汉后，汉“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至此汉朝真正控制西域北道。自张骞凿通西域后，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西域北道一直是汉与匈奴争夺的主要目标。
张骞开西域通道后，西去的汉使者相望于道，大使团有数百人，小的也百余人，“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使团经常遭到所过楼兰、姑师等小国的攻劫，“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汉使不仅遭所过西域小国的拦劫，“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使西域者”。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汉出使西域的使团一般是经过《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到的天山以南的西域北道，道经楼兰、姑师、危须以西的焉耆、尉犁等到达大宛以西地区。
汉使为何走西域北道，而不走南道？要知道汉护南道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大概始于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后，汉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失去了河西走廊。从此，匈奴不仅与羌的联系受到了限制，而且也逐渐失去了对西域南道的控制。直至公元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时，汉仍“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汉使为什么不走南道？因为南道的地理环境较北道恶劣的多，超过被北道胡寇劫掠的风险。“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这是当时汉通西域状况的一个总结。对于胡寇，汉军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其采取强硬措施。
所以，北道中的楼兰、姑师国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首要障碍。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汉遣赵破奴将兵击楼兰、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此举虏楼兰王，击破姑师，但震慑乌孙、大宛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汉武帝又下决心伐大宛。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李广利出征大宛，越过盐泽后, 西域“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第一次征伐大宛失败。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再次进攻大宛，因兵多人众, “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只有在轮台遭到强烈抵抗，被“屠之”。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贰师将军伐大宛后，西域震懼，回师途中所过小国“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送质于汉的小国中包括危须、尉犁、楼兰等国，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一事中得到印证。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开陵侯成娩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显然，危须、尉犁、楼兰等国在京师的子弟是随贰师军入质于汉的。
在汉与西域交往的时间段中，尤其在公元前90年前，频繁涉及西域北道及焉耆、危须、尉犁，如果说汉文帝时就设立了常驻于焉耆、危须、尉犁之间的匈奴僮仆都尉，到贰师将军伐大宛回师时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但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中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任何信息。反而危须、尉犁等国还遣子弟为质于汉。之后危须、尉犁明目张胆地配合汉军与匈奴争夺车师，似乎到公元前90年还没有设立僮仆都尉。余太山先生对此解释说，危须、焉耆、尉犁三国在西汉和匈奴间“持两端”，即使先贤掸置僮仆都尉期间也不例外，并认为“危须等三国归汉之前并非完全受制于匈奴。” 到底是危须等三国“并非完全受制于匈奴”，还是此时仍未设僮仆都尉呢？或者据此可以说僮仆都尉是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以后设立的呢？
另外，《汉书·赵充国传》赵充国曾曰“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犁、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这里的“匈奴困于西方，乌桓来保塞”是指西方休屠王、浑邪王被霍去病打败，浑邪王降汉和汉破匈奴左地，受左贤王管辖的乌桓附汉两事件，都发生于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此后，匈奴遣使拉拢尉犁、危须诸国，希望处于要道的他们能阻止汉朝对匈奴的进攻，但计划落空。“遣使”说明此时的匈奴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还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没有类似僮仆都尉的匈奴机构的强迫或专制痕迹，反证僮仆都尉设置于汉文帝时期的可能性不大。余太山认为“这可以看作僮仆都尉或类似的机构运作之一例”。但笔者认为这只能证明匈奴更重视西域的北道诸国，但还不能左右各国意愿。
公元前90年后至僮仆都尉被罢时，西域北道诸国，尤其危须、焉耆、尉犁等国在史书中很少出现，这大概可以说明，此间西域北道被僮仆都尉的控制较前一时期更加有效。
所以，在找不到更充分的证据时，笔者也姑且倾向于僮仆都尉的设置时间在汉武帝时，即公元前92年以后。
三、置僮仆都尉的日逐王
僮仆都尉由西边日逐王设置并隶属于日逐王。有学者认为：“日逐王是匈奴人民默认的具有单于地位的一个人物而且也是他们经营西域的领导人”。这显然夸大了日逐王在匈奴政权中的地位。按照匈奴的官制，日逐王排在四大王之后，由单于子弟担任。同其他职官一样，日逐王有左、右之分。如，王昭君的儿子伊屠智牙师曾为右日逐王，还有薁鞬日逐王、南匈奴时期的左奥鞬日逐王等。虽然是匈奴社会中很尊贵的王，但不可能是具有单于地位的人物。只能说是因为汉、匈争夺西域而使此日逐王在汉籍史料中留下的印记比较多才显得地位突出而已。
根据僮仆都尉的驻地，林干先生推测日逐王的驻牧地“当不会距离西域很远”，“与西域连界”；杨建新认为：日逐王的牙帐可能设在焉耆、危须、尉犁一带，日逐王的领地约在今蒙古国的西南，即杭爱山南部，与巴里坤湖、哈密和山北六国相接；陈序经认为：“日逐王先贤掸居西边，是右贤王的管辖区。日逐王所住的地方似在敦煌的西边伊吾、蒲类一带。”诸学者对日逐王的驻牧地的推测虽说法不一，但方位基本一致。至于日逐王的牙帐似乎不应与僮仆都尉的驻地很近，否则僮仆都尉没有设置的必要，从安全因素考虑，把牙帐设在这里也不合情理。
从“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和稍后的“汉以匈奴归附者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将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这两条记载来看，西域天山南北（至少是天山以南）是右贤王的管辖或活动范围，这大概从最初西域被右贤王征服以来一直如此。那么日逐王和右贤王是什么关系呢？正如陈序经所说，日逐王先贤掸隶属于右贤王，此说，还可以解释日逐王与右贤王“有隙”的原因。
日逐王先贤掸为何要降汉，史载“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日逐王降汉是在新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即位后不久。前文已述，先贤掸为西边日逐王大约在公元前92年。握衍朐鞮单于以右贤王身份即单于位，右贤王是“赋税诸国”的直接受益者。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平衡，右贤王分地内的西域被划分给日逐王，日逐王成为西域的最大受益者，从而激起右贤王与日逐王的矛盾。可以想象，同为先单于子弟，在原有的继承单于位问题上的矛盾，面对同一资源丰富的地域，又加上利益调整过程中造成的矛盾，导致先贤掸不敌握衍朐鞮单于而走上降汉的道路。
《汉书·匈奴传》中记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归汉。”而《汉书》卷70《郑吉列传》中，“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关于先贤掸率多少骑附汉，两处的记载相差比较大。按照匈奴职官制度，日逐王的兵力权限约一万骑，以五比一的比例，其人众应该是五万左右。这与《匈奴列传》中的“众数万骑”相符合。“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大概是怕诈降，率与之相当的兵力以便随机应变。但到达汉朝的只有“口万二千人”，则是因为中途逃跑了很多。所以谓“口”，说明先贤掸所带来降的人众不只是骑兵，还有诸老少妇孺。日逐王先贤掸是匈奴单于挛鞮氏家族中降汉的比较高的封王，为“匈奴单于从兄”。
四、匈奴对西域诸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影响
西域诸国羁属于匈奴长达百年之久，匈奴职官制在西域诸国有明显影响。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都尉: 设有左、右都尉的国家有：尉犁、危须、焉耆、皮山、山国、扞弥、尉头、温宿、龟兹、小宛、乌贪訾离、卑陆国、郁立师、单桓国、蒲类前后国、东且弥国、狐胡国、车师后国。匈奴有左右大都尉和都尉职官，大都尉在匈奴是掌控万人左右军队的军事长官，都尉比大都尉小。以上西域诸国没有大都尉一职，最多只有左右之分，这是因为西域诸国没有那么多人口和军队，军事单位没必要很大。乌孙、蒲犁、疏勒、姑墨、卑陆后国、劫国、车师前国均有一位都尉，莎车国有两都尉，不分左右。此外，鄯善、精绝、疏勒各有都尉一人。至于龟兹、危须、焉耆的却胡都尉、击胡都尉等都尉，是因为后来受到汉朝势力的干预而改称或设立，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击胡或却胡君、击车师都尉或击车师君等性质相同。2、诸国中有很多设有将左、右将，如:尉犁、危须、焉耆、皮山、山国、扞弥、且末、精绝、于阗、莎车、疏勒、姑墨、温宿、龟兹、卑陆、蒲类、西且弥、车师前后国、卑陆后国、单桓国、蒲类后国等。僮仆都尉常驻之国尉犁、危须、焉耆三国，既有左、右都尉，又有左、右将。与三国临近的山国也是如此。3、左、右且渠仅见于鄯善，大概也是取自于匈奴。4、与匈奴同俗的乌孙设有左、右大将、大将，与匈奴官制中左、右大将的地位、职能基本一致。乌孙国有胜兵十八万，军事力量强，所以用了“大将”这一军事职官，并有左、右之分。汉解忧公主嫁乌孙王翁归靡后，生了三男两女，三子大乐为左大将。可见，乌孙左、右大将如匈奴左、右大将一样，由最高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担任。乌孙国的大禄、大监、大吏、舍中大吏等与匈奴的带“大”字的职官有相似之处。5、与匈奴较远的西域南道诸（八）国，尤其塞种人，人口少、胜兵只在四五百人，匈奴印记很少。相对独立的大宛，因中间隔着乌孙受匈奴影响较小，体现在官职上与匈奴职官几乎没有相似之处。6、康居与大月氏同俗，而大月氏与匈奴同俗，再加上康居羁事匈奴。所以，康居与匈奴关系比较密切。匈奴五单于争立时，呼韩邪单于附汉，郅支单于西奔康居。汉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曾曰：“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此语道出了康居与匈奴的亲密关系，康居是一大国，有人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康居王将国分为五个小王国，别居治所，其中有一王名曰奥鞬王，与匈奴职官中的一封王名号完全相同。可见，康居还多少参照了匈奴分封的政治体制。
总之，在匈奴政权存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除了与中原政权的关系相伴始终外，与西域的关系也是匈奴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此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匈奴政权的文明程度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李春梅，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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